10月9日下午，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举行的“不忘初心奋发图强——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开幕式。这次展览是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工业和信息化部（后文简称工信部）共同主办的，由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西城区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承办。尽管展览的第一站实际上是在国庆节前的沈阳，但在首都北京办展，意义自然不同。工信部苗圩部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都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工信部首任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也参加了开幕式并观展。因此，展览的规格不可谓不高。工业史研究近年来在学术界很冷门，在经济史研究领域里远远比不上财政史、金融史乃至农业史热闹兴盛，因此，作为工业史研究者，我很高兴看到能有国家级的工业史展览举办。更何况，展览突出的主题是“档案”，这对于历史研究者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苗圩部长的致辞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在现场听到“起家”这个多少有些口语化的词语，我感到很接地气。工业或者说制造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动态的经济部门，这一点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了，尽管他据此认为制造业是不自然的而更推崇农业。亚当·斯密之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真正见证了工业革命的展开，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工业经济的竞争气质有了更生动的描绘。所以，“起家”这个词很传神地诠释了工业史的核心特征。自19世纪中叶以来，那些致力于发展工业的国家就和企业一样，要策划，要经营，要在市场上纵横捭阖。当前的世界形势，也很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展览一角
由于展览禁止拍照，我只能靠文字来描述了。根据官方介绍，这次展览通过余件展品，包括部分首次公开的历史档案、重要文献、珍贵图片和实物模型，回顾了从年官田兵工厂创办开始的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展览名为“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因此主体部分是年后中国大陆的工业发展史，但也向前追溯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兴办工业的努力。据我所见，展览的余件展品，绝大部分还是档案馆和企业提供的高清图片，并有部分档案文献的仿真复印件。对历史学研究者来说，我们日常利用的档案大部分都是成捆成堆的发黄文书，这次展览自然不会呈现如此学术化的景观。但对于一般非学术界的参观者而言，展览还是体现了一定的专业性。毕竟，普通公民接触历史档案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观展者就对各种档案的复制件啧啧称奇，说这是他以前都没见过的。比如，有一份第一汽车制造厂文件，系《上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年产三万辆先导厂入手建设十五万辆轿车工程项目建议书》，就很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第一汽车制造厂上马轿车项目的考虑与方案，即使运用于学术著作中也具有完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展览近乎于一次公共史学的实践了。而且，据工信部王新哲总经济师告诉我，展览之所以要与档案馆合作，是为了强调历史的真实性，用证据告诉人们中国工业是怎么发展壮大的。这一主旨与历史学专业研究的原则完全一致。我对于主管中国工业大军的司令部工信部有如此遵循史学原则的办展思路还是感到非常高兴的。当代史研究囿于其特殊性，是特别需要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合作的，否则学者们很难掌握到原始史料。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虽然并非专门面向学术研究的展览，但政府部门能够将档案意识贯彻于对工业史的展示中，令我对未来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感到某种乐观。
展出的《深圳特区简讯》
另一方面说，学者们是太强调对于文字档案的使用了，这一点从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图片档案同样是重要的史料。不管持何种立场，不管要不要理论，也不管隶属于采取什么研究方法的学派，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工作还是还原历史，即所谓重构历史图景。然而，还有什么比图片更直观的“图景”呢？研究古代史和近代史不可避免会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缺乏照片与影音资料，但研究当代史就完全不同了。如何更好地利用照片与影音资料，应该是研究当代史的学者们要探索的课题。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以图为主，在学术层面也不无价值。至少，一些照片展现了早期机器设备的形制，展示了历史上的生产场景，这对于相关研究还是提供了可以追索的细节。我自己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张照片就是沈鸿和他的机床。沈鸿是上海的一个小老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绝大部分内迁的企业家都去了国统区，沈鸿是少有的奔赴延安的资本家，他带到延安的11台机床，成为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沈鸿主持制造了九大设备，亦是中国工业打破封锁、自力更生的佳话。这些历史我很熟悉，沈鸿的文集我也有收藏，也查阅过关于他的史料，但基本上都是文字性的，在这次展览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带去延安的机床是什么样子的，满足了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再比如，有一张照片展示的是年11月中国共产党接收的原日本伪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的工厂场景，那一片残垣断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工业的基础。
展览分为如下9个部分：第一编“新中国工业的红色基因”、第二编“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开局”、第三编“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第四编“‘文革’时期的中国工业”、第五编“改革开放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第六编“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七编“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第八编“踏上新征程，走进新时代”，以及总结性的第九编“牢记使命砥砺前行”。这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是政治性的。不过，年后，中国大陆建立的新体制，使包括工业化在内的经济活动本身就脱离不了政治，故而这种划分在学理上亦不乏依据。当然，作为职业研究者，如果是我来设计展览，大概会使用一些别的词句来概括每一个对应的历史阶段。
从专业角度看，我认为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突出了中国工业史的“当代性”，这既是中国工业演化历程的显著特征，又是学界对工业史研究的薄弱之处。目前，由于“原始工业化”等概念的风行，学界对“工业”的认知往往泛化，把传统上被称为手工业的经济形态也一并视为工业。这种泛化的工业观并不是没有它的合理性，我自己在设定若干条件的前提下也表示认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显然是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新的经济部门。在这样的界定之下，中国工业史只能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办军工厂算起。毋庸置疑，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张謇到周学熙，从荣家兄弟到简氏兄弟，近代中国涌现出了一批身份各异的人物，推动着农业古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前行，并留下了一批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工矿企业。那种认为近代中国造不出火柴等基本工业品的传统教科书上的说法过于夸张。然而，同样的事实是，近代中国的工业企业确实只是农业经济汪洋大海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几个孤岛。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与系统性启动，要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而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的演变，甚至要到年才步入轨道。因此，中国工业史最重要的篇章其实集中于当代，而年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也使中国工业史的“当代性”应该得到更严肃的对待。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当代档案在利用上受到的种种限制，以及大量当代史史料本身还来不及保存就随着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动而流散，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工业史的研究要远远滞后于对近代工业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上的不平衡，将导致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整体认知出现偏差。因此，我十分希望这次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成为一个契机，既引发各界对中国工业史产生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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