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开馆。件（套）工艺美术和非遗珍品佳作，于今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在第一部分“大国匠作”的展陈中，四件翡翠工艺品作为镇馆之宝亮相，包括山子《岱岳奇观》、花薰《含香聚瑞》、提梁花篮《群芳揽胜》和插屏《四海腾欢》。年以来，这四件宝物藏于库中，极少展览，但关于它们的传说却越传越邪乎。其实，不用添油加醋，“四大国宝”的故事也堪称传奇。
更神奇的是，这“四大国宝”，都出自同一块翡翠原石——“卅二万种”。这块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消失多年，却又突然现世，经周恩来多次指示才保存下来。
《岱岳奇观》主创者：王树森、陈长海、张志平
《群芳揽胜》主创者：高祥
《含香聚瑞》主创者：蔚长海
《四海腾欢》主创者：郭石林
“小诸葛”寻玉
年6月5日，《北京晚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则“寻玉启事”——《宝玉何在》。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贾宝玉，而是一块叫作“卅二万种”的石头。文章向社会呼吁，请知情者提供线索，让这块被老艺人王树森念念不忘的宝玉，早日重见天日。
那时的《北京晚报》一天只有四个版面，能在头版用四分之一版面来寻玉，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这篇文章能够见报，全赖王树森的一哭。
王树森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13岁随父学艺，20多岁已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解放初，京城玉雕行业群星闪耀，频出绝活。四位有名人物，即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也被称为“四怪”，意为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
他们还都有绰号，潘秉衡因从不攒钱，总是借钱生活被称为“臭要饭的”，何荣因打着瞌睡都能设计作品被称为“马马虎虎”，刘德瀛因训徒严厉、为人倔强被称作“小辣椒”，王树森因生性聪慧且脑袋似斗被称为“大脑袋”或“小诸葛”。
“十年动乱”后，“二怪”离世，“一怪”瘫倒，只有王树森还能继续工作。他在歇手十多年后，做了两件翠活，一件获全国“金杯奖”；另一件“群仙祝寿”高翠玉佩，只有一个半火柴盒大，在香港卖了万元人民币。
此事在玉器行业中传为美谈，但王树森却并未挂心，反而常常带着遗憾的心情对徒弟们说：“有块宝石，叫‘卅二万种’，如能找到，做出珍品，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你们给我到处问问，找找。”
“卅二万种”究竟何等模样，不但谁都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叫徒弟们到哪儿去问？何处去找？
年，北京市人大开会，已63岁的王树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卅二万种”。他说：“国家百废待兴，玉雕行艺人也要报效祖国，我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施展才艺，希望寻找那块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说到动情之处，王树森声泪俱下。
这一哭，有磨玉人的辛酸。20世纪30年代，是玉雕的鼎盛时期，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京味作家刘一达《故都子民》的原型，就来源于对刘德瀛、王树森“二怪”的采访。书中讲述了磨玉人被权贵欺压，一对玉碗搭进几条人命的故事。解放初，北京玉器厂作为经济封锁中的创汇大户，曾辉煌一时，有多人从业，艺术品出口到多个国家。可好日子没多久，偏又赶上“文革”。
这一哭，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年轻时，王树森技艺未熟，“卅二万种”再好，也不敢接活儿。如今他的技艺炉火纯青，手底下高徒辈出，却奇石难觅，“文革”中压抑已久的才情无处施展。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把老艺人这一哭搁在了心上。一天，他碰到《北京晚报》记者王增翔，就用手比划着十二英吋的电视机的大小说：“三十年了，这块玉都没见天日。老艺人想把它找到，琢成珍品，这个建议很好，但对我们来说是大海捞针，你是记者，你给想想办法。”
王增翔当下去找王树森，让他诧异的是，这位玉器行里的宗师级人物，个头不高，咖啡色脸庞，上边深深地印着皱纹，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朴的老农。
王树森之所以对那块叫“卅二万种”的美玉日思夜想，原来大有渊源：
14岁那年，他去街上买磨玉的砂子，看见一个作坊在做活儿，那玉料块头不小，冰种，菠叶绿，水头足，无绺裂。如此成色和质地，加上体量之大，是他未曾见过的。
正在干活的工匠说：“小兄弟，没见过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要是让你看看几百斤的大料，肯定吓死你，那才真的是惊世绝品呢。”
王树森将信将疑：“还有一块更大的料？”工匠说：“对。听说在那大料上还标有‘卅二万种’几个字，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卅二万种”。
解放初，文化部召集老艺人座谈，王树森又提起“卅二万种”来。云南的一位老艺人说：某行家曾在“卅二万种”的一角喷洒火酒，点火燃烧，再泼上冷水一激，发现翡翠的深处透出一泓“水地”，色泽深绿，犹如雨后的冬青春叶，鲜润娇嫩，品第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其价值无法估计。遗憾的是这位老艺人也是道听途说，自己并未目睹“卅二万种”的风采。
不过，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运到上海，因为要价太高，很长时间难以出手，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一次偶然的“邂逅”，让王树森觉得自己几乎是找到了“卅二万种”，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
年的某天夜里，一位不相识的人拐弯抹角托关系找到王树森，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在东单北大街遂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他见到一块多公斤的高翠原石，从切割面看，材质细密，晶莹灵透，翠色浓艳，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种水均属上乘。王树森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卅二万种”？
但是，他仔细察看石料的每一处，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都未发现有“卅二万种”的标记。
他问请他来的人：“这是哪里来的料？”对方三十岁不到，却显得老成持重，只答道：“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
王树森不便再问，但世间既然能有遂安伯胡同那样的美玉，为何不会有“卅二万种”？他信心满满地认为，新中国公私合营，玉器作坊也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卅二万种”作为玉器原料，很可能会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25年过去，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未听到任何音讯。岁月匆匆，人之老矣，寻找“卅二万种”甚至成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
磨玉人对玉的痴迷，感染了记者，于是便有了《宝玉何在》一文。然而，记者心里也觉得渺茫，不知道老艺人何时才能得偿所愿。
守玉人现身
寻玉启事登报才4天，北京玉器厂厂长室就来了位50岁开外，干部装束的客人。他掏出介绍信，说是来提供宝石下落的。王树森和他照面时，不由一愣。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白的壮年，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25年前遂安伯胡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王树森欣喜若狂，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宝石呢？”来访干部笑眯眯地说：“王老先生，翠宝安妥！”
原来，这位干部叫翟维礼，是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的处长。
年，上海某军用仓库清查库存物资时，在一个角落，翻腾出来四块石头。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名贵的翡翠。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翡翠上还有一个特殊标记：“卅二万种”。发现翡翠之事上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很重视，马上报告国务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报告，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他当即批示：将翡翠转运北京。
年4月23日，翟维礼接到指示：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去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14次列车。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要把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领导郑重叮嘱：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务必严格保密。
24日清晨，翟维礼和他带的人登上了指定车皮，偌大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全封闭的车厢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原来，为了做到寸步不离，押运人员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
翟维礼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运到了指定地点——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
为了与其他物品隔绝，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指示，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有人专职看守，没有国务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
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块，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见面的那一幕。
“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上，并没有‘卅二万种’的标记呀。”王树森问出许久以来的疑问，翟维礼笑道：“‘卅二万种’不是每块上都有标记，你看过的那块上就没有。”王树森吃惊：“怎么，‘卅二万种’不是一块石头，是两块？”翟维礼说：“还不止两块，是这个数！”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啊！王树森又惊又喜，如此宝玉竟然有四块。
宝玉最危险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抄家扫“四旧”，翟维礼担心，虽说保存在军用仓库，一般情况下红卫兵难以进入，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让他没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他让秘书传话，一定要有预案。
经过秘密侦查，翟维礼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拟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并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就这样，“卅二万种”被运出北京，仍像上次那样，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
原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几年之后，有关人员发现，附近的山头上有些黑影来回走动，形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种种迹象提示，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北京的情况好转了许多，于是“卅二万种”又回了北京的“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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