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碰到名字里叫“卫星”或“星宇”的人，不用猜，十有八九此人出生于年。
因为，这一年“卫星”是最时髦的词汇。成千上万的父母都给自己新生的宝贝“烙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
年，中国的“大跃进”，一个豪情激荡鼓足干劲的追赶时代。各行各业都在放自己的“卫星”——农业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放卫星，“广东万人组成的钢铁大军，一年任务一天完成”……全中国都在“放卫星”，势头汹涌，越来越大。然而，真正的卫星——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究竟该怎么放呢？
年5月29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在毛主席发表“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讲话的12天之后，聂荣臻召集部分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开会。在会上，他听取了钱学森等有关专家关于研制与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设想的汇报。
聂荣臻，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此时扛起了中国科技大军的帅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科技工作。
与邓小平成长经历几乎相同，年，刚满20岁的聂荣臻，走出四川故里，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3年后，他考入比利时洛沙瓦大学化学工程系。当时，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似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受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鸿鹄之志，铸就不朽功业。聂荣臻，半辈子驰骋铁血沙场，枪林弹雨，战功赫赫；半辈子战斗在科技“战场”上，指挥共和国的科技大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攻克“两弹一星”，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腰杆！年8月，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组”。
所谓“”，表示研制卫星是中国科学院年的头号任务。为了保密，对外如此称呼，在我国航天科研领域里，重大工程以具体时间为“代号”的这一做法，延续至今，成了一个特有的传统。
“小组”，组长由钱学森担任，副组长是赵九章和卫一清，整个小组由三个设计院组成：
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由力学所郭永怀和杨南生负责。
第二设计院负责控制系统研制，由吕强任院长，陆元九、杨嘉犀、屠善澄为学科负责人。
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和空间环境的研究，由赵九章和钱骥担任科学技术领导。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贝时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蔡翘领导开展了宇宙生物学和航空医学的研究；天文和数学所进行了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对于今天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上述这些科学家的名字，一个个都如此陌生而遥远。但是，我们不该，也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路先锋，他们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脊梁”。
以郭永怀为例。他，是钱学森的同门师兄弟，回国前就是蜚声中外的力学专家。他不计个人名利，舍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带着家人毅然回国。他牺牲于一次飞机失事，焦糊的遗体还紧紧抱着装有绝密资料的文件夹……那一年，他59岁。
这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生命传奇。他们，都为中国航天，无怨无悔付出了自己的青春，默默奉献一辈子。有的牺牲在半路上，有的辛苦到老一身病痛……当我们享受今日之幸福生活时，他们的名字，永远闪耀在我们头顶这片灿烂星空里。
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中国卫星的步子，自然也会迈得急了些——为了向年的国庆献礼。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在工作刚刚起步的情况下，争分夺秒开始设计卫星和火箭的模型。
豪华的西苑饭店，如今矗立在西二环边上。车进车出，人来人往。出入于此的宾客，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卫星研制的策源地。
60年前，这里叫西苑旅社。刚刚组建起来的卫星研制队伍，没有办公地点，就在西苑旅社租了几个房间。没有计算机，他们用手摇计算器；没有办公桌，他们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他们点着蜡烛，打着手电筒，设计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和火箭模型。
年10月1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北京中关村生物所开幕。
展览会上，展出了两个卫星模型，一个放着科学探测器，另一个则放着一只金黄色的小狗——因为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放了一只小狗做试验。每当参观的人们靠近卫星模型时，这只金黄色的小狗便会发出“汪汪”叫声。此次卫星展览引起轰动，不仅牵动了社会各界群众的好奇心，还吸引了中南海的目光。展览期间，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先后参观了展览。
最后，毛泽东主席也坐不住了——10月25日上午，在众人陪同下，他走进了展览大厅。为毛泽东担任讲解的，是年仅38岁的陆元九。这位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博士，对这次经历记忆深刻——毛主席观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火箭飞行”表演。
火箭刚一启动，本来坐着的毛主席站了起来。当他发现火箭模型的背后有人躲在那里用手拉橡皮绳时，忍不住一下笑了：“好！就这么搞，不要怕土，土八路能打败洋鬼子嘛！”话音落下，欢快的掌声顿时响彻整个展览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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