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中，被隔离、羁绊的人类社会，更需要与世界的交流，寻求紧张情绪的释放；在后现代情境下，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更需要沟通对话，获取文化力量的新生以得光明。
自年8月13日龚鹏程先生推出“对话海外学者”系列文章以来，已与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剑桥、哈佛等）近百位顶尖学者进行深入对话。
这是近年规模最大、涉及学科最多、层面最广、内容也最深入的密集学术对话活动。
所对话之学者，包括美、英、德、法、日、俄、墨西哥、印度、伊朗、以色列、巴西乃至非洲各地。专业更广及文、社、理、工多种学科。而这样大规模的世界性对话，全凭龚教授一己之力完成。
这是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后有来者吗？不敢奢求，除非有先生这样的大学问。
在这场对话中，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跨学科、跨国籍、跨性别、跨肤色、跨文化等各种背景差异下的全球学术交流力量。让人视野大开，振奋不已。不只为目前悄无声色的学术界增光，也替芜杂混乱的自媒体市场提供了一道清泉。
问：您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学术专辑？
答：首先当然是因为没有。本来学术就是社会的脑子，可是现在人都去想钱和权的事了，脑已萎缩，学术自然就做得很少。就是做了，媒体也无兴趣、无能力报导。学者久居于专业洞穴，又没能力通观世界、跨涉诸多领域，所以几乎都是近视眼，看不清大局。何况，疫情带来各种封闭与隔离措施，加深了各种矛盾和不理解，故我觉得有责任，做点对话，加强沟通。
问：有什么机构支持您这项大计划吗？
答：万法唯识。我有心力、有见识，当此时机，想到该做点事，便做成了。找些学术上的朋友聊聊天，何必填表格、请经费、送审查、烦报销？我国学术之不彰，跟这套行政体系大有关系，养成了许多废人。
问：感觉您这虽不是正式的访谈、调查计划，但比较严谨，学术性很强，不似您说“找朋友聊聊天”这样简单。
答：哈哈，谁都知道，是爱因斯坦约几位朋友聊聊，价值大；还是你去申请严谨计划意义高？只不过，真要“请爱因斯坦约几位朋友聊聊”太难，需仰赖主持人的学术资望及人脉来保障谈话的质量，才不会沦于媒体人假文艺、泛情怀的空谈。所以做计划，纳入机械的项目工程，也是不得已的。而计划与工程，只重文字和行政程序严不严谨，其实又不是学术。因此，难矣哉！
我的做法，希望有学术的深度，也能满足社会上“窥伺”学林景观的心理，以及“爱因斯坦约几位朋友聊聊”的意兴。
问：是的，我们也觉得您这个对话系列很特别。邀请世界名校学者针贬学界、讨论制度，看来随意，其实不少深中利弊之谈，不容忽视。尤其您对“跨学科”的强调，令人印象深刻。
答：专业教育，本来就是落后且不合理的：一不符合真实的人生状态，把人工具化了；二也不符新时代社会之需求。
我对话的学者，常有多重身份。例如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杰弗里·巴钦（ProfessorGeoffreyBatchen），既是艺术史家，本人也是艺术家、策展人、学者、艺术实践者。
你觉得奇怪吗？不，他说：“写作、演讲、教学和策划展览与我作为艺术史学家的身份，是同等重要的。我碰巧专攻摄影史，不过这并不排除我对视觉艺术也有着多种兴趣。”
艺术史，有时被认为是一个专注于精英物品的学术领域，但事实上，研究摄影和艺术，奇妙之处在于，没有什么是在你的范围之外的。从性到战争，从微生物到外太空，从艺术到商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沉浸在这样或那样的摄影中。
而同样，今天艺术史和摄影史的教学，都在尽力涵盖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欧洲和北美。艺术史视野的扩展，既是挑战也是振奋。它迫使艺术史家承认文化差异，包括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和实践。
换言之，这些领域正处于一个不断修正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因为它正在努力适应这种新的全球视角，并设计出新的和更有包容性的方式来谈论图像和物品。
他的回答，其实也说明了为何过去单一、专业的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时代需要面对的是活的、全面的人，以及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全球视野。
问：人能充分发展自我，并回应时代，当然再好不过啦！但这个理想，恐怕还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
答：是的。有位年轻的学者从墨西哥自治大学物理学硕士毕业后，到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复杂系统物理研究所(MPI-PKS)攻读博士，然后又去了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化学与生物物理系）担任博士后。
他本人就是学术界“人与国籍隶属不尽相同”的存在者，所以他认同“学者都是世界公民，与出生地、民族国家相比，他们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对他们来说更象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说法。因为大家都说着共同的科学语言，国籍无关紧要。即使真存在跨国家的障碍，也会尽量解决。
他所在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是以色列最有声望的科学研究所之一，而最让他兴奋的事，就是它的跨学科环境，人员很容易可以参加不同科学分支的項目。同样，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复杂系统物理研究所”也提供给他舒适的工作场所、强大的计算资源、非常靠谱的IT技术人员，以及一个由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员组成的国际社区。
还有其他许多人则向我提到学术支持基金、跨国跨界项目、旅行调查奖金等等。另有些人更批評了西方学术界在培养、保护和发展少数群体科学家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到位。因此，还要切实地确保来自少数族裔的科学家可以公平地参与科研工作，提升科学研究领域包容性，才能最终实现科学真正地为不同的人口/社区服务。
可见跨学科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景，若想达成，确实还需国家、社群、学校、基金和各学术社区的人共同努力。
参与我这个“对话”的学者，从他们各自的经验中撷取了许多这类经验和实例，足以作为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人员之参考。我当年在台湾办大学时，可惜就没有这样的系列文章，所以只能自己环游世界去各知名大学取经。
问：这当然很有益于大学领导层和高阶教授、研究员参考。但对于我这样的小咖，初望学术之门者或者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心生羡慕，您们的高论对我能有什么用呢？
答：嗯，用处大啰！想当年，我刚考上大学，学长们就推荐我读《在春风里》《剑河倒影》等等，让我们知道大学精神是什么、什么样才叫做好大学。好大学都有宇宙之心、容才养才之量、同侪切磋互济之谊，而不是只在“”“”中争活计。要明白这些，才能先立其大。
若不谈得那么大，只说一个单一学科，则有位朋友本来从事艺术研究，近年忽然也大做考古工作。因为感觉政府力推上古文明探源，社会上又对夏都、三星堆等各种考古报导非常热衷，学术圈中考古人士遂说话愈来愈大声，文艺之“名物考古”也方兴未艾，感觉再不“预流”就要落伍了。
如此观察考古学之发展，就是被国内环境所囿了。比如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讲认知考古，就根本不是国内这一套。
我们朝野所谓考古，皆是“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式的，在砂石戟铁中摩娑论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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