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尔西瓦·大维德爵士的收藏的整体性不仅赋予了他新的个人身份，而且他同时也在收藏中国——对他来讲，藏品的来源地和使用者的属性，比单件器物更重要。
文
李想
元青花对瓶，又叫“大维德对瓶”一条瓷器的河流
从二楼的亚洲部研究所出来，一进93号展厅，那对举世无双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就陈列在门左手边的玻璃展柜里。柜顶的射灯在瓷器表面投射出静谧的光，瓶身上飞舞的中国龙和环绕的祥云，立即表明了它的中国身份。大维德爵士的中国瓷器收藏近件，自晋至清，包括大量明清宫廷精品、传世珐琅彩瓷器和极为稀有的汝窑，是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外最丰富的瓷器收藏。每个带着些“朝圣”心情来此的游客，经过这元青花对瓶的感觉，大概与来朝的使臣穿越波斯波利斯宏伟的“万国之门”时相似。在这对花瓶出现之前，青花瓷一直被认为是明初的发明；这对花瓶的断代和真伪研究，改写了中国瓷器的历史。
大维德瓷器馆，明朝单色瓷器展柜由于放在大英博物馆里，这对元青花没有估价，但它们是公认的国宝。拜访它们之前，前大维德基金会瓷器馆馆长毕宗陶（StaceyPierson）告诉我，“每逢借展，这对花瓶从来只能单只出行。就像皇室成员不能同乘一架飞机一样，必须保证若有意外，另一只能够存活下来”。任馆长的时候，这对花瓶的每次出行，都由她亲自陪同。“给它们都是订头等舱机票，放在一只特制的箱子里，拎上飞机，单独有一个座位。降落后，得等它安全下了飞机，其他乘客才能离开座位。”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美国博物馆借展，按照美国人的一贯做派，竟然给她派了两个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做贴身保镖，“一路看到的英国人都惊呆了”。这对花瓶从未进入过市场，但有一次她与一位护送伦勃朗油画的人在机场相遇，伦勃朗的画在拍卖行早已拍出高价。“一聊发现，给一只青花瓷上的保险，与给伦勃朗油画上的保险金额一样。”
年，在荷兰嘉士德拍卖行收藏家斐尔西瓦·大维德爵士和他妻子这对花瓶形制高大，高约60厘米，最宽处直径20厘米，上下窄、腹部圆。细细打量，其中一只并不完全对称，略微有一点倾斜。这么大的尺寸，一定不是摆放在案头用的。左边那只瓶子的瓶颈上，有几行题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捨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通过这句信息量很大的题字，可知瓷瓶的制作目的是供奉在寺庙里，供奉者为张文进，他的家乡顺城在今天的江西，离景德镇不远。他供奉的是一对花瓶和一只香炉，但其中的香炉未被发现。受供的胡净一元帅是谁，有好几个考释的版本。一种说法认为，星源祖殿是宋元时期供奉五显神的婺源灵顺庙，胡净一元帅就是五显神之从神。无论如何，这位元帅在婺源地区被信为地方神，类似青城山二郎神庙的李冰父子，张文进供奉花瓶是为了祈求他的保佑。
大维德爵士在年最终从两位不同的藏家手中购得这两只花瓶，让他们重聚。20世纪20年代，英国瓷器专家R.J.霍蒲孙曾提出元青花存在的可能性；但世人公认元青花，已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年，美国华盛顿佛利尔艺术馆的研究者约翰·波普博士出版了《14世纪青花：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神殿收藏的中国》两本书，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青花瓶为标准，对照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这对青花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青花瓷器。从此，被波普称为构成他研究理论基石的这对“大维德瓶”，成为陶瓷界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在为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所写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把这对花瓶的故事放入了广阔的蒙古帝国版图中。他写道：“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中国制造出了一种在世界上最负盛名、历久弥新的奢侈品，它的华丽不输安乐宫，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传遍世界，它便是青花瓷。如今，这种蓝白配色已然被我们视为中国特色，但事实上并非一贯如此，这种中式审美实际上源自伊朗。”蒙古入侵中东，给当地的陶瓷制造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伊朗受创尤其严重。重归和平之后，中东成了新兴的中国出口市场，为迎合当地市场上受欢迎的白地青花，中国陶瓷工匠效仿当地风格，开始使用源自伊朗和今天伊拉克的颜料——蓝钴。他还引用了英国的中国艺术史专家柯律格教授的一段话：“这种来自异域的技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作为自太平洋横贯地中海地区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对亚洲其他地区采取的开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开放为中国带来了青花瓷。”麦格雷戈进而提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治下的中国旅行笔记，这也是英语中“porcelain”（瓷器）一词的起源处，而正是蒙古帝国治下的和平，保障了马可·波罗的沿途安全。这种描述非常符合大英博物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方式：每一件器物通常都会打开一幅广阔的地理图景，强调的是世界不同地区的联系与交流。但现在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中国瓷器艺术与考古的毕宗陶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她告诉我，虽然这种蓝色最初来自伊朗，但后来中国人在中原地区也发现了可以制造出同样颜色的材料，“实际上，来自中国本土的颜料，更多被用在宫廷御用品中”。
看过这对元青花，右手边的第一个展柜就是汝窑了。我来的这天早晨，这只柜子没有开灯，略有些暗，但柜中陈列的7件汝窑瓷器的光润表面仍然泛着微微的光，细看圆润如玉的表面有几乎不易察觉的细纹。几百年的时间已从这些器物身上流逝，但它们看上去依然像刚刚制造出来一样鲜活，细看却又感到一种岁月沉淀的古老气息，充满灵性。汝窑全世界有记录的传世器仅存不到70件，大维德收藏了12件。瓷器鉴定专家、原嘉德拍卖陶瓷部总经理刘越告诉我，对“不到70件”这个数字说法不一，“有说60多件，现在说增补到八九十件。但这八九十件其实水分很大，有些是后来考古发现窑址出土的残次品，有些经过修补，有些状态很差，品质高的非常少”。这几十件，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就是大维德基金会。
这个展柜里的汝窑件件被视为罕见的精品。比如那个葵瓣式盏托，只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还有另一件，推测产地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还有那只天青釉弦纹奁式炉，另一件较小的藏于故宫博物院。现在人们找到文献，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过“大奁一、小奁一”的两件汝窑礼品，是南宋权臣张俊进奉给皇帝赵构的16件汝窑中的两件。张俊进奉的16件汝窑在当时也是非常贵重的礼品，因此是宋代历史文献中记载汝窑最多的一次。《武林旧事》所记载的，被推测可能就是大维德基金会和故宫博物院的这两件。
展示着7件汝窑瓷器的展柜陶瓷研究专家毕宗陶这种柱形的奁身和水平的弦纹，是对战国和汉代青铜器的模仿。宋朝是一个金石学兴起的时代，宋人也有“复古”的爱好，模仿前朝的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大维德所藏的两件宋官窑琮式瓶，摆放在展厅正中的官窑展柜里，全世界留存不多。它模仿的是良渚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只大约公元前年的玉琮，高49.5厘米，比琮式瓶细长很多，显然不可能用作插花装饰。现任大英博物馆馆长霍吉淑（JessicaHarrison-Hall）在她的《中国：器物中的历史》一书中提到，玉琮在新石器时代的用途仍然还是个未解之谜，很有可能用于墓葬。这种器型被宋、明的手艺人模仿，比如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的龙泉窑琮式瓶和青石琮式瓶。有趣的是，到了宋代，琮的用途却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日用品。扬之水在《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里写道，这种琮式瓶“即明人眼中的花器之雅品，名作‘蓍草瓶’，而鉴赏的品味当是遥承宋人”。这些器物间幽微的关联汇成了一条传承的河流，几千年几百年后，还能循着器物与它们的名字踏入这条漫长的河流，令人感怀。
除了展厅中间这几个展柜，环绕着瓷器展厅的是几面由地及顶高的展墙。沿着一面又一面摆满瓷器的展墙看过去，从西晋的绿釉双鱼炻器，到唐朝的越窑青瓷，再到宋元明清的各类瓷器，时间的河流延续不断。大维德收藏了约件明代瓷器，20件乾隆御题陶瓷（据郭葆昌《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共计约件），还有31件传世珐琅彩瓷器，他的收藏具有皇家品位。他是那个时代英国贵族收藏家中唯一精通中文和古文的收藏家，对铭文和题字很感兴趣。在他的瓷器藏品中，不少底部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康熙御制”“雍正年制”和“乾隆年制”的字样。年英国瓷器专家霍蒲孙所著的《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中提到，大维德注重稀有品种、带款识的资料性瓷器。如磁州窑“至和三年”、“张家造”瓷枕，指出了制作者的姓名；如“元祐年造”“洪武五年”的青瓷砚，记录了制作的年代；如明“内府供用”蓝釉尊，说明了陶瓷曾经的归属者。这些款识是大维德收藏的重要特点，也是研究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史料。
博物馆的物品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历史的记录和叙述者。与其他类型的藏品不同，“如果说有些藏品讲述的是历史和权力，那瓷器必定不属于那一类”。毕宗陶告诉我，“瓷器讲述的是审美和品位”。大维德展厅里，讲述的不是朝代的故事，而是讲述着美的故事，比如颜色、器型与工艺。我们并不知道大维德自己本人最爱哪一件藏品，他从未明确表达过。毕宗陶告诉我，大维德自己最欣赏的可能是一件杭州老虎洞的官窑细小口颈瓶，瓶口和底座有铜边，“他曾经在一封私人信件里提到，他喜欢这只瓶子在煅烧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美丽细纹”。毕宗陶自己最喜欢的则是一对景德镇明代永乐年间的单色红釉碗，“红釉爬到碗口，留出一圈白地，表明了瓷器的纯正质量。它上面的针刺小孔比皮肤的毛孔还微小，上色的层次非常深，产生一层又一层浓淡相宜的红色，从技术上难度很大”。15世纪中期，这种红釉的技术一度失传，直到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才得以恢复。
并非偶然的相遇
大维德与中国瓷器的“缘分”，据说源起于一次对英国朋友的拜访。据他的第二任妻子希拉·约克-哈蒂回忆，他年娶了堂妹，开始第一次婚姻，从孟买搬到伦敦定居。不久，他在剑桥生了一场病。“为了恢复健康，他去一位南部海边有房子的朋友那里居住。在他朋友起居室的壁炉架上摆放着一只中国花瓶。斐西瓦尔·大维德爱上了这只花瓶。”这是他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并将它作为一生职业的起点。
斐西瓦尔·大维德爵士（SirPercivalDavid）年出生于印度孟买，是萨松·大维德公司的所有者萨松·大维德爵士与汉娜·萨松的长子。毕宗陶告诉我，萨松家族和大维德家族是两个源于伊拉克、18世纪末和19世纪定居孟买的显赫犹太商业家族。他们家族的业务包括银行业、面粉厂、煤油、纺织业和之后的鸦片贸易。萨松·大维德在岳父去世后继承了萨松公司，生意很兴旺。他后来是印度中央银行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孟买总督。年，英国皇室访问印度之际，他捐赠了一大笔巨款用作慈善，其中包括在伦敦建造一座犹太公会。在大英帝国的构架里，斐西瓦尔·大维德属于特权阶层的后代。他以一个英国新移民的身份来到伦敦——大英帝国“朝圣之路”的终点。在伦敦，中国瓷器的收藏是上流社会社交的一部分。
启发大维德对瓷器一生兴趣的那只起居室里的中国花瓶，是什么样子已不得而知；但它在那里的出现绝非偶然。摆放中国瓷花瓶作为室内装饰，在20世纪初的英国是风靡已久的时尚。17世纪以来，中国瓷器通过对外贸易成为欧洲的流行商品，以英国最甚。英国皇室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17世纪初，查尔斯一世还只拥有60件瓷器；50年后，玛丽二世就拥有件瓷器。到18世纪中叶，英国贵族与商人对瓷器的热情达到了高峰：大约有万件瓷器进口到伦敦，而那个时候英国的人口还不足万人。在英国，瓷器既是奢侈品，又是日用品；由于中国瓷的价格非常高，甚至取代了黄金和白银的地位，所以也成了最佳的炫耀性消费品。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他的作品中描述过18世纪早期的人家中到处都摆着瓷器的场景，甚至连墙壁上都全是陈列瓷器的架子。英国人对它如此如醉，不惜为之挥霍财富。让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些轻薄如纸，蓝白相间，坚韧度远胜陶器，且很耐高温的半透明材料，这些瓷器上对一个遥远神秘的国度的描绘也深深吸引住了他们。
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开拓，这种稀罕的上层贵族消费品也进入了新兴中产阶级家庭。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和香料。当年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有一座很像大英博物馆的古典主义建筑，里面有自己的博物馆和拍卖行。工作日拍卖行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在高声叫卖商品。东印度公司派去中国的船是最大的，吃水量达上千吨，既是为了运回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也是为了装载武器与海盗作斗争。
大英博物馆中国与南亚馆重新开馆。直到19世纪末，英国人对瓷器的收藏和陈列仍是日常消费行为，以传统乡村庄园的瓷器收藏和展示为主，很符合西方口味，主要体现的是19世纪早期英国皇家和上流社会对室内装饰品的趣味。据毕宗陶的研究，年夏洛特女王去世后，她在佳士得拍卖的东方瓷器里，就有装饰性极高的中国器皿，比如镀金配饰的广彩蓝地八角瓷杯和适用于皇家宫殿的超大白地蓝彩描金云龙纹碗。查尔斯·兰姆在《老瓷器》里写道：“我几乎像女人一样钟爱老瓷器。每当我去看任何豪宅，我总是询问瓷器柜在哪儿，然后再找画廊。我几乎是情不自禁……但谈到那儿，我们都有相同的感受或表示，就是日子太久远了，以致我们都记不清这是购买的了。我记得第一次看戏和看展览的情景，但是我对瓷碟什么时候进入我的脑海已经记不清了。”对他而言，一套新近购买的老蓝釉瓷器，不过是一件消费性购买的“琐事”，购买完了就开始日用。
当大维德与那只英国乡间别墅的中国花瓶相遇时，中国瓷器早已充满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私人起居空间。
有关品位
英国对中国的认知随着年马嘎尔尼访华而恶化。一系列源于外交礼节的交恶后，中国被视为老朽衰落的古国。19世纪30年代，中英两国政治关系变得紧张，中英贸易日益不平衡，中国商品继续在英国社会走俏，但中国不需要英国的商品，陶瓷就成了与中国的负面联系。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遭遇清政府禁令，鸦片战争爆发。对中国人停滞、堕落、滑稽可笑的形象描述，在英国社会变得根深蒂固。中国瓷器不再被当作日用消费品购买，而渐渐被视为古董。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英关系伴随着战争和冲突，却是英国收藏家收藏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以致他们在这个时间所建立的系统收藏前无古人，后也不会再有来者。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又面临义和团的内乱，八国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洗劫。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一些“宫廷”物品也流入市场。西方收藏家开始接触到年英法联军掠夺来的中国皇室财物，许多物品在欧洲被拍卖和出售，从而由战利品变为了艺术品。比如，年佳士得拍卖的一橱柜精选玉雕，就是由费恩骑兵师的官员从圆明园带来的。
与此同时，19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铁路建设，在铁路建设中发现和挖掘了很多墓葬。外国工程师开始发现和挖掘出原先不为外国所知的随葬品，其中包括陶器和炻器。英国陶瓷藏家第一次开始在中国，或通过中介人和古董商，购买14世纪之前烧造的早期中国陶瓷。英国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Eumorfopoulos）在年这样描述他的收藏活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东方’意味着清瓷和少量混入的明瓷。那时已知的明瓷是一些青花和较粗糙的彩瓷。我们知道更精致的明代彩瓷是最近的事。近几年这些瓷器才来到西方。……我收藏的主要强项在于早期器皿。年我第一次见到几件随葬品，就立刻被吸引住了。”他也阐明了英国收藏家收藏器物的原则，“如果仅仅是从考古学上的吸引，从未诱使我购买一件物品。想要成为我的收藏，那在审美上无论如何也必须具有某种吸引力。出于此原因，我的藏品中汉代之前的器物数量有限”。刘越告诉我：“西方收藏家在构建中国，尤其是中国藏品时，主要是站在审美和艺术价值的角度来构建的。他们不一定那么深地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那些。他们直接的出发往往是审美，包括最早收藏的雕塑性的青铜器和石窟造像。”这也就形成了由这些藏家群体所捐赠的藏品而成的大英博物馆的特点。
这些新藏品在英国启发了与中国瓷器相关的新的通史文献，在此之前，英国人的趣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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