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真心
转载自丨口红与打字机
几天前，华裔大提琴家马医院接种完新冠疫苗，即兴拉起了琴。
音乐响起，一切嘈杂远去，这个被疫情折磨的世界，开始重新微笑。
马友友先后演奏了《巴赫G大调No.1大提琴组曲序曲》和《圣母颂》，甚至有不认识他的人，往琴盒里扔钱“打赏”。
曲毕，他起身将手放在胸前致意，前来接种疫苗的民众和工作人员回应以热烈的掌声。
这一幕，是对“艺术何为”的最佳回答。
“面对焦虑和不确定性，文化依然被证明是最好的解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人文、艺术与社会》杂志年第二期《在焦虑与希望之间》中，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撰文写道。
见证了中国文博近年的复苏，人们激赏而非怀疑科技巨头对传统文化的助力。甚至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引入新文创的核心理念，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传统文化IP化，助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艺术何为？诚如马友友曾说，“巴赫能让我们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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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疫情，让人们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和艺术的重要性。
过去一年里，有16.7万人订阅了YouTube的威尼斯24小时直播。
LadyGaga召集全球过百位巨星举办马拉松式在线演唱会。
谷歌的在线艺术文化平台GoogleArtsCulture则提供了多家世界级博物馆、美术馆和歌剧院的内容供在线免费观赏。
超过万人足不出户在手机上“云游”敦煌，年轻人在线“供养”了莫高窟第55窟的数字化采集工作。
数据背后，是一颗颗被抚慰的心灵。
但我们又必须承认，文化艺术行业遭受疫情的冲击又是前所未有之大：香港老牌的UA院线近日宣布结业、电影业一度进入冰河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报告显示，全球有90%的博物馆关闭，预计有13%的博物馆将永久不再开放。
医学科技救人，文化科技拯救记忆。面对危机，在年，艺术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携起手来。疫情打击了线下博物馆，但也助推了全球文物数字化的新浪潮。
这是博物馆最坏的时代，却也似乎是博物馆最好的时代：
年，旗下有19座博物馆、9座研究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及国家动物园的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向全球公众开放了超过万张高清藏品图片。
与之类似，日本四大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和九州国立博物馆，再加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年联合上线了“e国宝”数据库。
中国的数字文博水平也达到了世界前列：截至年末，中国有余家博物馆开放了数字地图，万件可移动文物被采集了数据信息，全国馆藏文物数据总量超过TB。全国以各种形式上线的数字展览就超过个。
而这一切背后，不乏互联网巨头的身影。科技向善，这个定义在年，获得了格外真切的阐释。
德国社会学家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认为文化记忆是一种能够跨越时空、长久性的文化认同。“在记忆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深入到隐秘的内心深处，而且将某种秩序和结构引入内心世界，这种秩序和结构具有社会属性，并将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
永不再开放的博物馆，是人类社会永远消失的记忆，是人类成长所获得的永远的伤痕。而那些被数字技术激活的博物馆，则在预示着人类记忆存在的另一种可能，也是技术塑造新的美好生活的案例。
是的，在残酷的疫情面前，唯有更加相信人性、技术、以及未来。唯有更加相信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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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交脚弥勒佛像，漆红的袈裟被磨出大块土色，佛像面目难以辨识，手脚尽失，唯有左脚残存。“佛两侧原各有胁侍菩萨二身”，点明了佛像身边无头而立的小塑像的身份，“其下分别画婆薮仙和鹿头梵志。龛顶画飞天……”
四周寂静无声，然而不可思议地，我却仿佛嗅到石窟潮湿的土腥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拇指和食指在手机屏幕上开合，画面上的塑像随之纤毫毕现，又缩小成一个色块。点击“脚下”的箭头，又移步换景到另一个洞窟，没有旁人阻挡视线，没有熊孩子的吵闹扰乱心智，连现场不可能看清的窟顶也能放大来看。
这是去年为应对疫情而提前上线的“云游敦煌”小程序。
更震撼的一幕发生在一年后的2月4日，农历小年。
那天夜里，点开小程序，手机屏幕被点亮：“一川星悬”，这是千年前的莫高窟燃灯民俗。每多一个人参与点亮洞窟，火光越亮。至深夜时分，莫高窟崖体上空“银河”与洞窟光亮，终于相映成辉。
△如果这是现场，该多壮丽啊！我想。然而此前，它只存于敦煌文献中。
看似简单游戏化的“点亮莫高窟”，技术含量其实相当高：为了尽可能还原一人一火逐渐点亮的过程和实时夜空变化的真实感，背后使用了移动数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
始于十年前的GoogleArtsCulture无疑是数字文博的全球先锋，规模之大、前瞻性之强、游客体验之佳都十分讲究。受众能始终保持着参观时“整体感”和“局部感”兼备的舒畅体验，博物馆场域与文物艺术品间的关系，也能调动用户在线上的感官关联记忆，符合传统博物馆的策展逻辑，最大程度上消除受众与艺术品之间的物理空间壁垒。
有一阵子，为了准备缅甸旅行的行程，我常常去GoogleArtsCulture看蒲甘的佛塔。蒲甘历史上曾有惊人的.6万多座佛塔和寺庙。如今，我能度由外至内，VR化观赏古城和著名的佛像壁画，沉浸其中。
只是，行程迟迟未定，如今缅甸形势生变，很长一段时间里，怕是只能在谷歌里看蒲甘了。
疫情让博物馆们各出奇招。
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推出了比谷歌街景更细致的VR服务，还和苹果合作，用手机拍摄了一个超过5个小时的“一镜到底”导览，令人惊叹。
美国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在疫情期间则联合游戏平台STEAM，推出了基于VR设备的博物馆游览服务。
技术、创意加持，但所谓“艺术何为”，更多还是在于情感的连结和唤醒。
譬如十二卷的巨作《康熙南巡图》，第1、9、10、11、12卷藏故宫博物院,余者藏于美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今年春节，分别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第三、四卷，跨越大洋，在“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小程序里首次实现“合体”，并通过算法被渲染在一个虚拟的3D空间。
失落的国宝合体，全球顶级博物馆近件馆藏中国文物珍品数字化回归，对中国人来说，如同圆明园兽首的历史性回归，其情感唤醒价值甚至超越了文物价值。而“合体”背后，则是腾讯自主研发的“高清拼接”和“三维全景”的数字技术。
“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之后，“云游敦煌”小程序，未来也将新增“数字藏经洞”，逐渐实现敦煌海外藏经洞文物的数字化回归。文化意义上的敦煌，将在数字世界里以完整的姿态涅槃。
有别于国外的博物馆同行，国宝数字化回归，既是基于中国文博独有的处境，也是中国文博巨大的发挥空间。
ToC的数字文博，更多依靠创意吸引受众，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巨头们在数字文博的B端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些内容很难被看见却极为重要，毕竟，规模庞大的文博产品要数字化，最短缺的，其实是基础设施，譬如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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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的一条消息，讲述了互联网巨头在数字文博上，究竟可以有何作为，究竟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天，腾讯与敦煌研究院签下了新三年战略合作协议，本次重点，在于敦煌文物深度数字化保护。
恐怕没有比敦煌壁画更急着和时间赛跑的文物了。敦煌石窟壁画超过4.5万平方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研究人员们成功修复了其中多平方米的病害，但是敦煌，你还能不能再快一些？
△莫高窟第61窟东壁南侧北起第四身供养人起甲。
要知道，光10平方米的壁画病害调查，从前期拍摄，到图像处理、导出、CAD绘图，最少需要96小时/人的工作量。
当AI登场，能深度学习敦煌壁画病害数据，形成自动识别并添加图示的一整套算法，打造出高效的AI壁画病害识别工具。96小时的工作时间，自然大大缩短。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先生，就已前瞻性地提出运用计算机技术来存贮与再现敦煌石窟艺术的构想。
新的合作，意味着双方合作进入新的深层次阶段，腾讯将直接介入敦煌的抢救性保护。
不难看出，此前“云游敦煌”的合作给了双方互信基础。腾讯花费多年力推新文创战略，在文博领域开始进入深水区，并植入到国家文化的宏大主题中，助力中国文化复兴。
高清文物图片数据库、线下展览VR化、线上虚拟展览、博物馆度全景图像，是当下数字文博发展的四个重要面向。
而或许正是依托于腾讯的文化基因和资源，基于新文创的数字文博运营思路有别于这些。影视、游戏、文学、动漫、音乐等众多内容业务，调用云、AI、小程序等许多数字化工具，全链条联动，全方位开发，务求取得优质IP价值最大化，产业链辐射最广。
回到年4月，当程武提出将泛娱乐战略升级为新文创战略时，大多数人或许未必理解两者的差异。
三年后回过头来看，腾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IP的野心，在彼时或许已经锚定长期主义和深度运营的图景。
文化，终究讲究久久为功。曾经看不懂的人，在三年后的今天，大概都懂了。
“在过去九年的腾讯新文创探索中，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它们都证明了优秀文化IP有着超越时代、年龄、地域界限的生命力，传统文化可以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活’起来，成为现代人心目中的‘酷文化’。其关键在于如何创新性地发挥科技的力量，寻找科技与人文共生的最佳方式。”前述程武署名文章中写道。
互联网巨头强大的技术储备，使得文博内容得以放大、铺开、真实地展示给更多观众。强大的创意储备，则令文博内容更酷、更年轻、娱乐化和游戏化，吸引更广谱人群，譬如腾讯和故宫合作的中国风歌曲《丹青千里》，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由张亚东作曲、方文山作词、易烊千玺演绎，上线当日MV播放量就超过万。
可以说，互联网巨头的参与，放大了文化藏品的传播价值和普惠价值，从宽度和深度上都拓宽了文博对于文化传承和个人审美的空间。
始于情怀又超越情怀。既帮助文博与时间空间赛跑，又帮助文博与当下社会对话，完成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这是拥有巨量资源的谷歌和腾讯的责任，或许也是他们对于时代的文化自觉。
尾声
年春节，珠海海边的古镇里，著名设计师马可的小型博物馆在一间百年老祠堂里开幕了。
老祠堂成了“无用手工纺织传习馆”，用以传承民间传统手工纺织技艺。木棉、亚麻、羊毛、牦牛绒，从原料到染色，从织布到成品，从展品到商品，古老的祠堂、跑上跑下的熊孩子、南国艳阳下长了几米高的天堂鸟，形成了一个小而完整的传统纺织博物馆场域，展示着中国传统之美。
而传习馆这一说法——传承与实践学习——也对博物馆的概念进行升级，传递着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解。
马可一面四处寻访收集濒临失传的纺织工艺和生活方式，一面通过商业再造来反哺自己的文化追求。
△文化和商业，在这里保持了一致的调性。
在一个前所未有迷茫的时代里，不同的领域，都有人用着自己或大或小的能力，对文化尽着或大或小的责任。这些故事里，既包含了“科技向善”，也包含了“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这些对于文化跨界的善意里，都饱含对人的善意。
疫情席卷时，价值观迷乱时，科技加持文化艺术，给了我们最大可能的慰藉和温度。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或许是这一代人最大的挑战。每一次瘟疫、战争都将为人类开启一个新的开始，人类再也无法回到原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后退……借助科技的力量，文化必将走得更远，冲破物理空间中的一切边界，为人类创造新的希望，指引我们进入一个更好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前述程武署名文章中写道。
当然，中国数字文博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故宫、敦煌两个成功案例，彰显了中国丰富的文物数字资源，但与实体文物和实体场景脱钩、完全基于数字资源的线上展览却还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数字文博富有娱乐性、游戏性、互动性，在国内，其巨大的教育价值更是还有待开发。
今年两会期间，关于数字及互联网文化、文旅赋能发展等亦成为热点议题。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范稳便建议：“在文博领域推广故宫、敦煌案例，鼓励文博机构以新文创的方式建立与数字化的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也建议，“引入新文创的核心理念，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传统文化IP化，助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马可本人，就是一个文化IP啊，如果马可的传习馆，也以新文创的方式完成数字化，那一定会非常有趣吧。我想。
△传习馆里一尊憨态可掬的木雕佛像，我问店员佛像也卖吗？店员说，这是主人马可老师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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