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
毛大庆
建筑档案此次对话毛大庆，从一个建筑师的身份开始谈起，最初在东南大学做”建筑学”的学习与研究，之后又在同济展开了对“城市的研究”及二次发现，随后在北大进行了”人文与经济”的价值观树立与构建。二十多年间他从开发者视野建造了多种不同类型“房子”，自年开始优客工场，专注“共享际”对新时代生活方式的深层研究，存量时期要在新城市和新乡村中间，重构空间价值的新一代续写方式。
“回顾这35年，我一直在建筑里折腾点事情，从思考建筑师什么？到城市是什么？在回归到人的主体，我的成长也伴随着城市的巨变，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城市化的问题，而我又是其中强烈的参与者。只是希望不管建筑成为什么样，城市如何快速迭代，都不要忘记城市是人的聚场，而不仅仅是建筑的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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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
耳濡目染的伴随与成长
让建筑成为了我一生的兴趣
选择建筑，要从很久以前说起。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外公是个“大建筑师”，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做建筑设计，所以，家里人都想让我传承他的专业。外公，算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而第一代的大多数是最早留美的那一批人，当年的上海不仅有他们，还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建筑师。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改革开放以后，包括霞飞路（淮海中路）、徐家汇、外滩等等，大部分今天还存留着的建筑，都是出自于这一代建筑师和国外的建筑师之手的民国建筑。
这一批留学生们回国之后，创立了几个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其中包括今天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当时最大的华盖建筑事务所（上海现代华盖建筑设计研究院）。我外公属于在华盖里边成长起来的那批年轻建筑师，他当时跟童寓先生、陈植先生也一起做过很多的建筑设计方案，今天很多建筑物依然存在，这在他的资料集里也都可以看到。
那时候的华盖，云集了中国许多著名建筑师，其中包括建国初期最有名的那批建筑师，比如：梁思成、杨廷宝、陈植、赵深、张开济等。还有一批年轻建筑师，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代建筑师”，从华盖走出来后也自然成为了现在著名的建筑大师。
新中国十大建筑：图一人民大会堂、图二北京火车站、图三民族饭店、图四北京工人体育场、图五中国国家博物馆、图六全国农业展览馆、图七民族文化宫、图八钓鱼台国宾馆、图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图十华侨大厦图片来源网络
解放以后，这一批建筑师大多都参与了“新中国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我外公应该是从上海来北京最早的一个，是在年他离开上海来了北京，来到北京之后便参与了今天西直门外的北京展览馆的设计。
在早年我们叫做叫作“苏联展览馆”，还曾经叫过“中苏友好大厦”，后来，改为北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漂亮，也很有苏联的特色，把当时苏联建筑的艺术形式体现得极为精美。中苏双方的建筑师形成了一个联合设计团队，苏联也派来了几位功勋建筑师，中国这边由戴念慈和我外公毛梓尧两个人主持了建筑的中方设计，建筑从设计到建成用时非常快，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北京展览馆图片来源网络
这里面还包括了后来被大家熟知的老莫——莫斯科餐厅，都是非常有历史传承的建筑作品，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了内在的核心，还因为承载着一代北京人的青年记忆。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一顿饭，在当年是非常潮流、非常时尚、非常前卫、非常高端的一件事，在今天大家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莫斯科餐厅图片来源网络
在那之后，外公跟他的老同事们、前辈们一起在北京参与了“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我外公当时首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总体规划，是总体规划中的7个方案之一，紧接着他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也是人民大会堂主要的设计师之一。后来的建筑，像全国妇联大厦、医院、民族宫、北京站，他都参与了里面的设计工作。那一批建筑师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参与了建国以后北京的建设、十大建筑的设计以及很多重要的北京市建筑物的设计，随即外公也就留在了中国建设部设计院。在文革时期，外公被下放到衡阳，所以，现在湖南衡阳很多大型的公共建筑也都是他的作品。
在我小时候，跟着外公的时间会比较多，实际上很早就受到他的影响，包括画画、建筑设计、美术学习、写生等。在专业领域上自然也受到他的影响，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专业概念，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外公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建筑师，即使在文革后期、四人帮粉碎前后，年他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也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去做，后来他也参加了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各种各样的建筑设计，包括厂区的设计。
印象最深的是他设计了那块非常著名的广告牌。当年在北太平庄的路口有一块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大广告牌，经常放一些大的电影海报，在那个时候是很罕见的。在、年刚恢复电影，所以，那时大家对很多新电影的认知都是通过那块广告牌。
那时候没有所谓的自媒体，很多人家里连电视都没有，基本上就靠报纸和这些大的广告牌。至今我仍记得在新影厂的门口、北太平庄的路边那块很大的广告牌，当时所有的新电影都会在那上面去做展示，非常显眼，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广告牌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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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过东南大学的校风
为我的专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随之也逐渐明晰未来的方向
我是年上的东南大学建筑系，考大学时我一口气报了8个建筑系，高考的志愿上面全是建筑系。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建筑系，想学建筑。现在想起来建筑对我的吸引力可能有好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觉得它是艺术，是带有艺术属性的一个学科，同时也带有很多美育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很吸引我。在我当时的概念里，建筑不同于其他的理工科专业。那时候我觉得其他理工科的专业很枯燥，但建筑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从小就喜欢美术，喜欢画中国画、画素描。
二是我觉得建筑里面涉及了历史维度看世界的方式，大多喜欢建筑的人都喜欢研究建筑历史。建筑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人文史，同时它又是一个城市史，涉及到考古，包括了古代建筑、古代艺术、古代的历史人物故事。上中学每次最喜欢考的科目就是历史，建筑里边代表着大量人类发展的这种文明的记载和各种迹象。
三是建筑涉及“人文”，和人很近。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研究生、博士再到博士后，逐渐从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科学，一直到人口学，这么一路走过来。后来我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城市跟人口，它跟人很接近，与人的生产、生活、生存密切相关，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创作，这也是我在参与了这个行业以后才有的越来越深的体会。
东南大学
建筑，不能随你的意愿去完成，也不能随你的个性去完成，它得兼顾到社会，兼顾到用户，兼顾到经济等等很多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受到各方面限制的艺术，但它又是特别大的、广博的学科综合体，这是我觉得建筑学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国外很多大学的建筑学院，建筑学是放在社会学下的，只有我们中国在解放以后进行院系调整，把它视作为理工科，特别是工科中的一个学科，中国工程院院士里就有一批建筑师院士。但建筑师和工程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工科特征之外，特别需要艺术、历史、人文方面的修养。我当时之所以喜欢建筑可能跟这些特征有关。
毛大庆在东南大学学习期间的留系作业
我的建筑的学习过程是个“喇叭口”式的建筑成长经验，范围也越来越大。从建筑的微观，到城市的宏观以及近人尺度的人文观察。
一般情况下，规划专业是服务于思考建筑的，而建筑又聚焦于思考一个小群像或者是一个小单体，我可能越来越偏社会学的建筑延伸。现在的建筑师总在谈建筑的社会性，尤其这一年谈的非常多，这跟我们研究的“城市共享”有极强的关系，而建筑的社会性越强，它的人文属性，包括人在里边的活动的状态就越丰富。
在东南大学的时候，建筑学我学了4年，我们毕业以后这个学科就变成了5年，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状态，四或五年是可选的。
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建筑学专业里有四大建筑院系：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那时东南大学还叫做南京工学院，这四个学校可以说是传承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学教育的全部精髓。后来还有新的四大建筑学院：哈建工、重建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华南理工学院，这八个学校统称为中国当代的八大建筑院系，即称之为“老八系”。
当然，最老的还是前面说的四个，再往前推到民国时代，一大批最优秀的建筑教育者、建筑教育家们，一大部分都在南京工学院的前身，叫做国立中央大学工作学习过。当年这个系里边可谓是名师云集，像刘敦桢、杨廷宝、童寯等大师都进行过教学。北方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先生、林徽因等人在北京，南边有杨廷宝为代表的一批老师，这两个学校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学教育的最高水平，同济、天大建筑系的体系形成其实也受到这两个学校很大的辐射和影响。
东南大学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两个要素构成了很多人都希望去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这几个都统称为“大建筑”。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上大学的时代，大概从年开始，那几年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高速飞跃的起步期，人民生活亟待改善，住房条件亟待提高，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亟待重新梳理和建设，所以需要一大批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风景园林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到工作中去。
我把~年的这段过程，形容为新中国建筑的一次大的飞跃，建设了一大批新中国的新建筑。第二次比较大型的飞跃，就是从、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前后，这十几年又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构成了新中国这70年历史上两次大型的城市整体建筑的底色。
文革十年之前的这一批建筑，比较多的继承和传承了从民国建筑一路走来的中国的老的建筑学文化，也受到了很多50年代初期苏联的建筑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建筑学教育教材和教法，包括结构工程，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学建筑学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新思潮跟老教学方法的并存以及冲突的局面。
当时，有一批年轻的教授们开始从国外回来，我们很庆幸能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像今天著名的丁沃沃、单踊、孟建民、赵辰、顾大庆等等，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是院士。这批人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留学的那一批人，他们带回来了欧洲在近现代一些新型的对建筑学教育体系的认识，同时开始改良以苏联的建筑学教育为底色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在建筑系学习时期是这两种认识同时并存的时代。
我认为那时的建筑学教育，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建筑学教育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最丰富多彩的一段时间，老教授们当时也正处在人生教学的这种裂变，有诸多可能性发生。他们很优秀，功底非常的深厚，功夫非常的扎实，从文革解放出来后，对教育充满热情，希望把他们最后的教学经验与能力都赋予给学生。同时有一批非常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教授刚从欧洲回来，他们带着新思想和新理念，也希望能够影响到我们那一批建筑学的学生。所以，那个时代的建筑学教育特别的开放，也是百花齐放的一个过程。
东南大学，其实是工科氛围非常浓郁的一个学校，中央大学分成了南大和南京工学院以后，这个学校基本上就集中了所有的工科。虽然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另类的系——建筑系，但是其他系基本上还是具有浓厚工科的底色。正因如此，使得整个东南大学的学生风格和状态都是比较偏工科的。
即便是学建筑学的人，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像东南大学，或者像南京工学院的工科院校的风格影响。加上南京这个城市，总体来说在以往的过程中偏保守，所以，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这些学生工科特征很明显，基本上都处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做非常具象的专业技术工作的这种岗位。
后来，在万科里面有一批东南大学的建筑系毕业的高管，明显感觉风格就是偏工科的，都是干实事、干具体的活的人。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学校给人的感觉，包括教育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倾向于做一些比较直白的、比较具象的、具体的工作，学校也很在意个人能力的锻造和他专业能力的扎实性的培养。
我记得在我们班里，虽然没有成为大官的人，但是出了很多优秀的设计院的院长以及主任建筑师等等，都是在具体、专业的工作岗位上，而且班里90%的同学都还在从事着跟建筑设计建筑有关的工作，转型的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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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济建构了我看城市的方式
在北大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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