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星一
“你只能反复告诉ta，这不是你的问题。”在一期离开北京的播客里，竹子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这个感受非常普遍。刚离开时候，我会想个人原因和环境因素哪个更大。”今年8月，她离开了北京。
很少会这样，离开一座城市，人们要如此谨慎地反思、审视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但北京是个特别的地方。
人教版教材里，每个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该认识“北京”，它出现在课文《我多想去看看》里：“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我多想去看看！”
来到北京总是相似的野心或者激励。地图上，北京是雄鸡的心脏。去北京，有出息。
而北京又是个复杂的庞然大物。它创造了许多名词，北漂、朝阳群众、海淀妈妈，人们被北京定义。关于它的文章光怪陆离，《北京零点后》是密集，《北京折叠》则是吊诡。今年六月，北京成为中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年下降15%的目标。
于是，说起“离开北京”，像是逃兵，被竞争、房租和交通压垮，一种被淘汰的失败。
近三年来，“离开北京”这个话题越来越热门，而且人们的去向越来越多元，去深圳、去上海、去成都、回老家、去国外，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出来和是否留在北京相衡量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是一个个真实故事发生的情景呢？
20+，
离开北京的gapyear探索
毫无疑问，竹子在北京已经足够努力，光看她的履历表就可以知道。
从年毕业前，到年，竹子在北京至少换过五份工作：广告公司、纪录片工作室、文化空间、剧场、媒体……
与此同时，她还在夜里兼职，有时是咖啡店的店员，有时则是酒吧bartender，最晚时清晨六点下班，早上继续上班，精力充沛得像个孩子。
北京满足了她探索的欲望。竹子在东北成长至22岁，学习的广电专业，在家乡一带往往只能找到事业单位的工作，她总是倒在笔试环节。
在北京，工作机会要庞杂得多。剧场那份工作，竹子起先只是想搜索现代舞课程，却找到了招聘启事，几个月后，她就与以色列、加拿大老师，一同出现在舞蹈周节中。另一家文化品牌，竹子则干脆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在空间里遇到了陈嘉映与刘瑜。
北京永远有最新的东西。竹子刚来北京时，短视频上了风口，无论她在的哪家公司，都愿意试试短视频；之后，她的工作又转成了新晋宠儿——播客制作。
就连兼职的酒吧，在北京也有足够多的划分。一种是她热爱的酒吧，多在东城，譬如school，人群混杂着随意喝酒，聊天才是要紧事。
另一种泛称为三里屯酒吧，由知名调酒师、优秀供货渠道、稳定而资深的投资者组装而成，像一辆福特汽车。据说，部分酒吧有着严苛的规则，着正装进入，消费达标可以进入二层，再往上升，还得有点品味，一种隐喻。竹子的态度是：“我暂时是不太习惯三里屯酒吧。”
在京三年，竹子的工作就在“东城酒吧”类型和“三里屯酒吧”类型中切换，要么是更成熟和商业广告公司，要么是体量更小或更理想化的文化公司，总是不满意，两者难以平衡。商业化带来了无价值感，而缺乏商业的理想同样感到让人虚无，竹子说：“那种没有一个行业和岗位想做，就和咖啡师没有一个店想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竹子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至少她还挺喜欢bartender的工作。于是，她去了三亚，继续做bartender。
此前，她犹豫过，对于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能够成为白领的人来说，完全变成bartender是否是一种堕落？
但三亚好像没人在乎。这里曾经去过、住过北京的人不少，现在，他们都在这里，等到夜里来喝杯酒、聊会天。
竹子的生活变成了发呆、潜水、无所事事或是学习。她想：“离开北京对于我们这样机会很少的小孩来说，其实只是让自己有得选，哪怕只是看起来的、暂时的。我终于发现，当吧员不是一种跌落。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再去看能做什么，代价是什么。”
可以把离开北京看作是竹子的gap。她在北京已经培养了足以养活自己的技能，只是，浩瀚的机会让人疲惫。她需要休息和考虑。
竹子打算继续学业。那之后，会不会再回到北京？也许吧，谁也无法预测几年后的事。
同样去往了旅游城市的还有日尧，她在大理和滇西之间往返，从事动物保护工作。
在离开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前，日尧决定：“我要到山里去，人越少越好。”而后得偿所愿。
滇西的村寨得开车抵达，距离县城一个小时的路程，拢共二十九户人家。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长臂猿像公鸡打鸣那样把人叫醒。村民们把长臂猿叫做“甲米呜呼”，傈僳语，“呜呼”就是模拟它的叫声。
和族人建立联系，日尧也会和他们一起喂牛、打笋子，偶尔用汉语聊聊天。傈僳族人说汉语依然遵照自己的语法，先说主宾，再说谓语。
大理的办公室没那么山野气息。其实日尧过去并不喜欢大理：“总让人想起安妮宝贝，或者文艺青年。就是太文艺了的感觉。”但她觉得大理和想象中很不一样。
在大理，日尧租住在元一个月的房子里，看得到苍山，走路几分钟便能到达古城。她参加过空间的聚会，在那里，比她还要“离经叛道”的人更多，数字游民们分享着经验，大家把大理叫做“大理福尼亚”。
“离开北京以后，感觉到世界开阔了，原来还有那么多种生活。”这是日尧的感受。
在北京，日尧最自在的行为，是工作后去看live。非得在现场，才能冲刷格子间里螺丝钉的感觉。每周或每两周一次，从公司出发得一个小时，回家得两个小时，北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超大城市里可供选择的娱乐地点种类不多。日尧的工作地点曾在边上，有同事趁着午休一口气逛了三个展览。今年，庞宽进行了十四天直播，日尧很容易地认出那就是里的星空间。
园区里四处是涂鸦，时不时有人拍照，日尧觉得那很傻——她太频繁地来到，对于涂鸦已经习以为常。她几乎不拍照，能找到的完整涂鸦照片只有一张，是一行字：“今天是好人，明天不一定！”
换了工作近一年，日尧还没有去过live，也没有再去找livehouse。好像不再需要了。日尧暂时没有计划再回北京：“现在，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去。”
30+、40+
最后的离开机会？
暖暖是为了拒绝北京户口而离开了北京。
这听起来像绕口令，读顺了以后，比绕口令还令人费解。暖暖在北京读了13年书，从本科到博士，通往北京户口的路逐渐清晰：就读博士后，进入学校，从事学术工作。
其实这是暖暖第二次面对是否离京的选择。第一次在硕士毕业，但她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因为是北大，我还想再留一阵子。”
北京的教育辐射了孩子和成人，专业者和非专业者。在考博前，暖暖会去往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两边都人满为患，图书馆里的成年人让她疑惑“大家都不用上班吗？”，北大的大教室则是连窗边都有人听课。
等到她自己在北大读博时，仍然有退休的老人来到教室，想要旁听博士课程。有时，老师会建议：难度太高，不适合旁听。
年，暖暖作为会务参与了开设在北大的世界哲学大会，会议向社会开放，几乎只要提交论文就能参会发言讨论。暖暖记得，他们收到了几千份论文。这也是世界哲学大会有史以来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北京有很多机会，但想要北京户口，机会就比较有限了。摆在暖暖面前，最便捷的道路是：继续研读博士后，而后在高校工作，顺利落户，成为真正的北京人。
但暖暖并不想再做学术，她想要创业。北京同样聚集着创业者，在咖啡厅里，项目常常被提起，中关村也曾是创业的传奇地。只是，这意味着要放弃落户的机会。
落户与否的背后，是两种职业乃至未来生活的选择。是要稳定而体面，还是冒险？生活里到处在暗示答案——
医院看腰椎，医生说她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我就不写在病历里了，以免影响以后你找工作落户。”暖暖费解，医生坚持，最后，她的病历上没有出现结果。
就连在网上浏览视频，她都会看到，决意迁走北京户口的人，遇到了不知如何操作的办事员——似乎他们从没办理过这种业务。
她有这种感觉：“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在当下，我不离开，那么我真的就不会走了。”
尽管暖暖不讨厌北京，但她还是选择了创业那条路。于是，她离开了北京，来到上海，决绝，以防后悔。
这是在上海的第二年，暖暖捡回了在北京入秋的习惯：“从喝了一夏天的酸梅汤，吃了好久的麻酱凉面，转为疯了一样找离我最近的南门涮肉，决定隔上10公里，也要吃到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怀念。”
在北京六年的echo，离开的时间节点也到了。
来到北京时，echo就不是以留下为目的。她是浙江人，早前在宁波从事旅游行业，想着北京更大，也许有外派的机会，才做出了去北京这样不太“浙江人”的决定。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年，来到北京的第三年，echo打算申请澳大利亚的打工度假签证。等到年，手续恢复时，她距离截止年龄30岁只差一年。
但这延迟的三年里，echo已经成了胡同观察家。
“老北京都在胡同里，门口养着花花草草，挂个鸟笼或者蝈蝈盒子，大爷坐门口扇扇子，猫狗特多。”她在胡同里还拍过一只散步的鸡，见过一只猪。这可是二环。
胡同可以逛一整天。大杂院先看电表，这意味着人数，要是有二十来个电表，说明可以晃悠很久。胡同里走几步就有公厕，这说明还是老房子，没有下水道。
东城和西城的胡同保留得好，靠近皇城，过去住着达官贵人。南边过去住佃民，粗犷得多。杨梅竹斜街年轻，咖啡店和兔儿爷做邻居。
作为旅游业从业者，echo的工作变成了citywalk，挖掘在地文化，不少是胡同，还有那些看起来俗套的景点，比如陶然亭公园，但是有园林专业老师讲解。
这也是echo眼中，北京的好。“北海公园，可能有人瞧不上，都是游客。它也是北京人的公园，接地气的皇家园林公园。”echo就住这附近，总看到有人溜达，她踏着雪绕北海公园跑步。
一片园林，echo也可以去数次，做景点参观，做冒险的探索，做生活的放松。她和朋友连续两天去圆明园，为了找齐四十景。除了修复的部分，剩下的圆明园还是片废墟，杂草丛生的乱石堆。两人打印出古画里的图案，在树丛里挨个找。
echo留给北京三个月的时间。她必须得走，抓住最后的机会，但只有三个月时间才足够告别：“之前觉得是意外，被留在了北京。现在突然要走，怀念又留恋，慢慢地接受，来了总有走的一天。”
八月，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天气很好，云看得清楚，行李还没收拾好，echo夜游胡同，就是家门口的胡同。
也许这次走了就不会回来了。也许回来，还是会选择北京。
“对于寻常人来说，离开北京最后的窗口已经关闭了。”琳琳说。她今年43岁，不同于“寻常人”的是生育更晚，孩子尚未读小学。
作为外地来京人，琳琳是会被羡慕的那种：拥有北京户口，购置了学区房，在体制内工作。
她曾经在北上深三地生活过，最后选择了北京，因为这里丰富的文艺活动，包容的环境，很符合她的需求。
但随着孩子出生，她开始感到恐慌：北京冬季气候严寒光照不足，竞争激烈，父母们从幼儿园开始鸡娃，更可怕的是到了小学阶段，由于孩子太多，很多学校都不允许普通课间离开教室，遑论操场撒欢。北京并不是她理想中的孩子成长环境。
在琳琳读书时，老师的激励方式是说：“今天不努力，明天读川大。”向外走，尤其是走到北京，是成功的表现。但二十余年过去，琳琳觉得成都并不比北京差，甚至花园城市的建设更让她喜欢。年她回成都探亲。
“呆在成都的那几天过得很惬意。说起来，其实也只是在逛公园而已。”琳琳说。她是公园爱好者，但在北京，从十月到次年四月，她都会避开公园，太冷，也太萧瑟。
成为母亲后，琳琳把亲近自然放在了学习成绩之前：“我对教育没有执念。自己经历过，也知道，学习只是众多变量中的一个。我现在最大的期盼是希望孩子不要近视。”
定居时的奋斗目标，到了离开时便成了障碍。琳琳的爱人并不赞同搬离北京，尽管他的工作已经被调动至成都。他的看法是：都做了那么多，为什么要走？
而琳琳在思考好友的建议：“有了金锄头，就一定要种地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拥有了，就要被束缚吗？
选择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
Mia搜索记录里有这样一条：没有北京户口，可以埋在北京吗？让人不禁想到年流行的那支《北京北京》：“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离开北京的五年时间里，北京成了Mia的执念。她梦到自己在北京工作，寻常的一天，坐在工位，打开电脑。她又来过几天，刚下火车，感到自己是一棵枯萎的树，被北京的阳光一照，重新发芽。地铁卡里还有余额，她想：“这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啊。”
年，在天津读书Mia结束了大学生活，她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实习成功转正。这是一家体量较小的公司，以耽美题材为主，保持着影视公司的加班节奏。
次年，该类题材的首个爆款剧《上瘾》才诞生——而那时，Mia已经回到了老家江苏淮安，在家里，她看到了这部剧。北京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因为妈妈的身体原因，Mia直接选择了辞职，回家。她甚至没有考虑过请探亲假，在家人和工作之间，她无条件地以家人为首。她想得也很简单，等到妈妈身体好了，再回北京。
妈妈并不这么想。在老家，妈妈常说的，就是让Mia留下来，在家乡发展。回京的日期一天天推迟，先是妈妈的恢复期，再是Mia在当地开始工作。
“最开始觉得很好，在家乡，难得能够沉淀下来。但慢慢地，就感到被消耗，对人情社会的厌倦……”Mia说，“我觉得我就像一把刀，在家乡变钝，而在北京，我被打磨，逐渐锐利。”和妈妈的争吵也随之爆发，她辞去了工作，北京逐渐进入她的梦境。
想要重回北京不容易。Mia已经在家乡待了四年，她尝试过投简历，可是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已经更新了。在Mia还在北京时，宣传工作以微博为主，而现在，制作短视频几乎不可或缺。Mia受挫了：“有时跳出来想，又不是应届生，经验又不充足，我是公司的话，也不想要自己。”她想到了一个更为曲线的方法，去北京继续学业，再工作。
年春，离开北京的第六年，Mia重新回到北京备考。“真的是迫不及待，连要隔离都不管了。”Mia说。她在小区里居家隔离了14天，最后一天，居委会通知：即日起，外地回京人员不用再居家隔离。
可是这次回北京，Mia没有得到想要的“锐利”：“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备考。有时出去，坐地铁真挤，到处都是人，物价高，生活压力很大。我突然发现，我怀念的是全心工作的自己，而不是单纯在北京生活。”又一次，不到一年，Mia回老家了，只是这次，她没有怨言。
Mia依然打算第三次去北京。但她不想再把改变生活的期望，寄托在北京这座城市上。她希望自己能够整理好自己的心绪，以准备好的状态，去到北京，投入自己的战场。
在《早间新闻》里，Alex曾经准备离开，一位管理者对她说：“每次有人令你失望，你就选择逃避，是无法令自己保持纯净的。你认为另一个城市的人就会更好吗？不。”
选择城市，总与我们的人生阶段和欲望密切相关。我们期望着，来到新的城市，就能重启生活。我们难以穷尽生活的可能性，也因此，我们无法穷尽离开北京的理由。
但是，我们相信人们选择的理由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原标题：《离开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了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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