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青年代表着未来，那么——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跟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一问题，年11月，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实施了首个“青年艺术家国际驻地艺术实践计划”，邀请了7位中央美院优秀青年艺术家，在东京、千叶、京都、奈良等地进行了高密度的走访、考察和学习，驻地成员访问了多所日本艺术院校、艺术机构、美术馆、博物馆，并与日本艺术史专家、学者和策展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
驻地实践完成后不久，疫情爆发，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置身于当今国际艺术发展的空间，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青年艺术家如何定位？走向何处？
时隔一年半，驻地实践团队在完成田地艺术中心的驻地创作展览之后，继续筹备回到美院美术馆的驻地成果汇报展，在美术学府的学术氛围下，再思考再探讨，与老师们前辈们共同商讨——“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带着这一命题，驻地实践团队于年6月17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组织举办了展前学术研讨会。批评家、策展人冯博一，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美术馆馆长张子康、雕塑系第三工作室主任于凡出席了研讨会，日本多摩艺术大学校长建畠晢、东京艺术大学教授今村有策线上参会。
此次驻地实践项目总策划、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长秦建平，驻地展策展人蔡萌，驻地实践顾问程启明，驻地成员吴啸海、商亮、卢征远、张文超、叶甫纳、陈抱阳、江上越在研讨会上与参会学者交流了驻地实践的思考与感受，并汇报了将于10月展出的最新作品方案。
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研讨会发言摘录
驻地团成员
驻地实践项目总策划、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长秦建平
如何确定自身在国际艺术语境的方位是此次驻地项目的出发点，疫情爆发以后，在后疫情时代、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青年艺术家，该如何立足国际艺术语境？在汲取自身母语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与古为徒，中西兼顾，反观自己，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成果，“讲好中国话，画好中国画，写好方块字”，这是青年艺术家国际驻地考察实践思考的着眼点。
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第五工作室主任吴啸海
从驻地结束到现在，时间跨度很长。第一次展出的作品，是回国后有一段时间在湖南老家浏阳，我了解到浏阳跟日本的花炮来往，正式有往来是年开始的，日本花炮外包装的印刷和烟火标准跟欧美不一样，且要求所有的包装上不能出现中文，也没有英文，只有日文。我收集了从年到年的日本花炮外包装。另外用电视访谈的形式做了一个视频，模拟自己跟日本人关于花炮的对话。浏阳的花炮外销主要是欧美，日本有一小部分，我的浏阳老乡去日本走访或者说学习日本的花炮制作，其实他们发现很多手工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定下的标准和最后的结果却是天差地别，这是第一次展览时我在思考的问题。今年将要在十月份展出的作品则从自己的身份出发，以国庆花篮为载体，去思考我和世界的连接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立足自身，去探讨属于我们自身的某些独特审美。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副教授商亮
去日本之后，发现自己的创作和日本的符号之间有了一种参照，于是对那种符号的东西又产生了好奇。这次日本之行，对日本文化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受到的最大触动是在京都的桂离宫，看到了建筑、自然与空间的关系，日本的美学给我带来了强烈的感官体验。在那一刻我开始重新思考，物和灵之间的关系。日本这一行也考察了很多手办店，日本的潮牌玩具、动漫卡通，让我联想到马克莱登的“超灵动物”。在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中，人是模糊状态的，受卡通动漫的影响，眼睛大大的，看起来萌萌的，都是年轻人小孩子们喜欢的这样一种方式。比如圣斗士星矢，形象上看都是西方的形象，所有的面孔又是亚洲人的面孔，对我们这代年轻人小时候影响特别大的这些形象，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在影响着我的创作用，所以我一方面在思考“无意义”作为我作品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同时也希望持续追问和思考器官、性别与身体的关联。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造型学科基础部副主任卢征远
自身经验和日常经验的磨合，是最直观的感受。因为是驻地作品，如何与日本产生关系是很重要的。在日本驻地期间，我用手机拍摄了很多视频，在我的印象里，日本有很多漂亮女孩，我去到日本发现，跟我的想象不一样，最后我终于在一个日本的广告里找到了一个想象中的日本女孩的样子，我发现原来日本的女人都在广告牌上和屏幕里。驻地过程中，“经验的日本”和“想象的日本”不断切换。同时，还有一个作品是“绿幕与消化不良”，这次驻地行程紧凑，很多东西是我很难完成切换的，时间比较短，很多东西是没办法一下子理清，这次作品也有跟绿幕有关，在作品中我把视频放在特别小的空间里，只掏了一个很小的洞去窥探，有种偷窥的感觉，也很像我观察日本的方式。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师叶甫纳
这次日本之行对我启发挺大的。很多人都跟我聊过，我的作品看起来受日本文化影响还挺多，其实我没怎么去过日本。我们去日本的第一天去了东京艺术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冈仓天心的塑像，写着“ASIAISONE”，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东洋的理想》，事实上，他讲的是艺术的议题，这话最早来自印度的哲学家维韦卡南达讲的“亚洲一体”的思想。冈仓天心更多从艺术的角度，讲日本跟中国、印度文明、宗教之间相互的联系。现在在我看来，他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性、侵略性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他试图在他的理论里面克服这种局限，导出新的文明和新的艺术理论，这一部分是有他的价值的。特别在当代年轻人的世界里面，年轻人开始发现，我们的确发现需要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文化上的共同体。
此次作品是以初音未来为对象，它是一个虚拟偶像，初音的出现打破了一个次元壁，她作为一个没有实际人的形象，可以比普通人更美、长相更可爱、声音更高亢，她的衍生形象被称之为亚种，我用机器学习生成的一些类似初音的形象，亚种类似于二次创作，甚至三次创作，是网友自己画出来的仿这个软件的系列，初音现在已经有数百个不同的形象了，有交换性别的，有服装变化、体形变化、物种变化的，这就是一种再创作，这种形象在不断丰富。这次在我做的作品里面，在金盏乡的荒地上，我征集了30个初音的cosplay的爱好者来拍摄，这些行头造型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只是每个人选择的初音的亚种形象是不同的。亚种本身跟迷音一样也是生物分类学的术语，定义没有那么明确，讲的比如说鸟或者是植物，或者是昆虫，是某种表情相似的民群栖息在一个区，分类跟别的不一样，所以叫亚种，在动漫里面讲亚洲，特别是讲初音未来的亚种，除了官方的形象以外，有几百个形态各异的别的形象，这些形象在激发粉丝创作的欲望。我把亚洲的当代艺术比喻为亚种，受西方的艺术史脉络的影响，所以导致它长期被质疑是不纯正的，但是在本土语境里面，它又仍然还是地下和小众，被称之为亚文化。亚种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的窘态，而且往往最先被嫌弃。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与科技方向主任张文超
初次展览时，是用了一个沉浸式的三个投影布置的影像，实际上用虚幻引擎做的作品。这个作品也可以处理成交互，也可以做视频，由于技术的限制，以影像来阐释，现在这个作品还在继续开发、版本继续迭代的过程里，在下一轮展览里会有一个升级版，是现场参与式的，观众可以跟里面有交互的作品。我的想法是在这个虚拟空间里做了一条环形的路，这个人永远是走不出去的，永远在这里面环游，用角色扮演的多种摄像机视角的方式做了生活的模拟，它更多是更加宏观的，对一个群体在被预制的城市系统里生活方式的思考。每个人时间线都是路径，这样我们每天感觉比较自由，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预存好了，这个环路上连接了几个生活里必经的地方，必须要上电梯，必须去固定的空间，才能够完成每天的循环的修行。所有人都困在无限的循环里。我采用了在日本体验中特别典型的便利店、不同的电梯里面上上下下，酒店，有一些林间的小路，这些必经的地点，这些东西我想不只是日本的体验，是通过日本来反思我们在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是共同的人类经验。像我们一直谈的把日本作为一个镜子，他们比我们更早往前发展，更早工业化，以日本作为参照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日本有一种统一的节奏，去乘车、上班、便利店好像是预设的路径，看日本卖手办、卖各种各样特色的东西，所有的店，所有的营业场所的时间，所有的机械系统，包括电车、轨道，其实是一个严密的东西，我更明显的体会到他们的节奏，如果我们不进去到那个节奏，只有我们那一群人是最不符合规律的生活在那里面。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每个人所存在的技术现实，到现在最终都是人类经验的共同地带。
这个作品也探索了一些技术上的路径，比如说用的ARPG制作游戏的方法，用计算引擎，用角色的交互，相比用新的手段，我更加在意的是怎么样能够对新的人类处境和技术现实进行有效的表达，从而从更广泛的文化层面反思，而不只是一个技术路线上不断的往前结合推进的。在场景的构建中，展览用三屏空间，一个是偏心理状态的空间，一个是偏叙事视角的，一个是完全跟随的一个视角的故事。作品的下一个版本，可能是参与式的交互的，“经验游走在技术现实”，现在在创作里最重要的是将科技思维、抽象的概念要与具体的生活现场联系起来，将个体的经验投射在当下的技术现实里，这可能是当下，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必然要面对的课题。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师陈抱阳
我做的研究是以增强现实作为艺术驻地的手段。我之前驻地时，去过巴黎的艺术城，也去过法国南部的小镇Arles，每年有一个摄影节，我做过一个月的驻地，还有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也去美术馆发起的孵化器里面做过驻地，那个是为期一年的，更加像工厂办公的空间。这些驻地的经历，加上我自己的创作手段和媒介，我的感觉是我很难和我去的这个地方发生很强的关联。这次我去日本，我去日本就去了4天，它也是国际大都市，从我下了飞机开始，和我当时去纽约读书的感觉非常像，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但是等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又不熟悉。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在地的感觉，当然也是说现在不管全球化这个概念还能不能在疫情之后演化下去，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共生互融的人类进程上面。
我的创作是我自己觉得是通过当下这个镜头用科技的手段回看一下传统，去思考怎么更好地利用驻地，更好地跟驻地的地方产生一个联系，另外一个在全球疫情的状态，反思驻地该怎么去开展。我希望用这种新科技手段，打破实控的界限。我自己的体验，都会变成驻地的过程，变成我收集素材的过程，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或者去拍，或者去收集，收集完我回自己的工作室，或者把处理丢到云端去。我针对现在的新技术，艺术家用新技术的背景和疫情的背景，找了既有的方法，即一个增强现实的方法，能够弥补那些不足，我想提出一种增强现实作为驻地手段的一种方法。用AR的东西，可以提高利用率。另外一个好处，多个艺术家可以协作，因为是一个数字的东西，还是一个虚拟的东西。我们比较方便的可以一起去做，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另外一个好处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和环境发生预关联。
中央美术学院在读博士江上越
年和老师们一起考察日本的时候，产生了几个疑问。为什么东京近代美术馆展出的藤岛武二画的是中国题材“麻姑献寿”？日本雕塑家朝仓的馆念馆中为什么会有吴昌硕的作品？在这以后我也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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